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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后期的外幣流通
清代后期的外幣流通【內(nèi)容提要】清代后期,各種外國貨幣在我國許多地區(qū)大量流通,占清末全國貨幣總額的比重超過30%。外幣的滲透與侵略活動經(jīng)常有密切關(guān)系,但根本原因是它們適應了我國幣制變革的需要,被缺乏貨幣主權(quán)意識的中國人主動接受。外幣的流通在我國貨幣制度的早期近代化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晚清的幣制改良運動是受外幣流通的刺激而產(chǎn)生的。
【摘 要 題】專題研究
【英文摘要】In the evening of Qing Dynasty,various foreign currency lar-gely circulated in chinese regions.They had a proportion of o-ver 30 percent of all currency supply in Qing Dynastys final stage.Their pervation often had close contact with aggression,but ultimate reason is that they adapted to reform of Chinese currency system,and were initiatively accepted by Chinese sho-rt of currency dominion idea.Foreign currencys circulation h-ad an important effect on early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curr-ency system.To a great extent,it brought out late Qing Dynastys currency system reform.
【關(guān) 鍵 詞】清代后期/外幣/流通
Qing Dynasty/foreign currency/circulation
【 正 文】
清代后期,巨額的外國貨幣在中國眾多地區(qū)廣泛流通,其種類多樣,既有新式銀元、紙幣,也有舊式銅錢。來源更是復雜,出自十幾個國家,或其殖民地和在華企業(yè)。據(jù)估計,清末全國貨幣總額中外國貨幣占很大比重,超過30%,在當時中國的經(jīng)濟生活里面有著重要地位。
對這一問題,不少綜合性貨幣史著作都有涉及,以彭信威《中國貨幣史》和耿愛德《中國貨幣論》為代表。專題研究較少,20世紀50年代獻可編著了《近百年來帝國主義在華銀行發(fā)行紙幣概況》,此外多是零星的錢幣學研究,觀點單一,主要認為這是對中國的經(jīng)濟侵略,"反映了當時中國經(jīng)濟的殖民地性"。
本文擬全面研究外幣在華流通,將侵略--反侵略與貨幣制度的傳統(tǒng)--近代轉(zhuǎn)型兩種思路結(jié)合起來重新審視這一歷史現(xiàn)象,一分為二地看待它發(fā)生的原因和產(chǎn)生的影響。
一、外幣流通的格局
戰(zhàn)爭前,已有外幣進入中國的貨幣流通領(lǐng)域。
一是外國銀元,俗稱洋錢或番銀。外國銀元流入始于明代。清朝開海禁后外貿(mào)迅速發(fā)展,外商購買我國絲、茶、瓷等土特產(chǎn)用的幾乎都是各種銀元。洋錢流入中國,長期只作銀塊流通,要稱重量、較成色,并被改鑄為銀兩。至乾隆中后期(約18世紀70-80年代),因機器鑄造的外國銀元重量、成色能夠標準化,使用時不像銀兩那樣須"較銀色之高低"、"稱分兩之輕重",且式樣精美,適應了當時東南沿海地區(qū)商品經(jīng)濟發(fā)展的需要,逐漸"計枚核值",憑個數(shù)流通,成為異于銀兩的另一種白銀貨幣(第43頁),勢力從閩廣向北擴展,道光年間,"自閩、廣、江西、浙江、江蘇,漸至黃河以南各省,洋錢盛行"(第42頁),但"長江溯流而西,至蕪湖即不用,北上過黃河亦然"(第52頁)。輸入中國的銀元總共有幾十種,最流行的莫過于一種西班牙銀元--本洋(又稱佛頭、老頭),即鑄于墨西哥的加羅拉四世銀元,重416英厘,合中國庫平七錢二分多,含純銀90%。因供不應求,本洋出現(xiàn)升水,流通時作價高于實價(實際含銀量)。同為西班牙銀元的加羅拉三世幣和斐迪南七世幣雖重量成色一律,卻要對本洋貼水(第55-56頁)。
二是"夷錢",即越南和日本的銅錢。道光初年,日本寬永通寶多從寧波、上海、乍浦等港口販入,"為數(shù)眾多。近年一船所帶或數(shù)千串至數(shù)萬串不等"(第85頁),越南光中、景盛、嘉隆、景興通寶、景興巨寶、大寶等在缺少制錢的閩廣地區(qū)大量流通,廣東潮汕,福建泉州、漳州等地尤甚,"摻雜行使,十居六七"。"夷錢"并已向內(nèi)地滲透,如山東"兗州間或有光中、景盛字樣錢"(第99-101頁)。
戰(zhàn)爭后,外國資本主義勢力對中國及中國周邊國家的侵略不斷加強,中外交往日漸深入,在我國流通的外幣種類愈多、范圍愈廣、勢力愈大,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到1870年前,主要是鷹洋取代本洋。
五口通商后銀元日益流行,本洋是華東華南最受喜愛的貨幣。雖然墨西哥獨立(1821年)不久便停鑄本洋,但中外貿(mào)易的需要和它在中國的升水吸引世界各地的本洋源源流入。到1852年底為止升水通常維持在8%到16%(第528頁)。1853年太平軍攻占南京后,一方面因為戰(zhàn)亂人們紛紛收藏這一公認的價值標準,另一方面那幾年上海生絲出口劇增,需大量本洋供收購生絲之用,本洋出現(xiàn)短缺。4年內(nèi)輸入約6000萬元仍不敷用,升水穩(wěn)定在50%以上,有此幣者愈視為奇貨。到1856年夏季,在歐洲不論用什么價格再也搜羅不到本洋,它在上海的升水達到86%,依然極難得到。鷹洋開始取而代之,本洋衰落下去(第55、56頁)。清朝末年仍在流通的各種西班牙銀元可能還有幾千萬元。
墨西哥從1823年自鑄銀元,成色重量皆仿本洋,因鐫有鷹徽,俗稱"鷹洋"。進入中國后長期不大受歡迎,對本洋貼水有時超過25%。直到1853年在廣州取代本洋,1857年"攻克"上海,勢力迅速擴張,60年代勢力達到廣東、廣西、福建、臺灣、江蘇、浙江、江西、安徽,始終保持一定的升水(第150-154頁)。鷹洋也是當時遠東地區(qū),包括香港、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南洋、朝鮮、安南等地最好的硬通貨。
這一時期,"夷錢"進一步向內(nèi)地滲透。咸豐初年在北京查獲"光中通寶"字樣的小錢(第99頁)。
第二階段從19世紀70年代至清末,外幣在華流通獲更大發(fā)展,呈現(xiàn)多元化狀態(tài)。
1.外國銀元。鷹洋在東亞獨步一時,各國政府(或殖民政府)漸自鑄銀元抵制。而美國羨其利,更仿制一種貿(mào)易銀元出口遠東。這些銀元重量、成色都以鷹洋為準,略有出入。于是又有數(shù)種外國銀元流入中國,在一些地方成為鷹洋勁敵。
日本銀元(也稱日本龍洋或龍番,1871-1897),成色90%,重416英厘。流入中國約2000萬元,流通于福建沿海、臺灣、廣東的潮汕和瓊州、江西的九江和南昌、遼東半島、山東半島等處(第112頁)。
美國貿(mào)易銀元(1873-1887),成色90%,重420英厘(庫平0.7296兩)。一度在東南沿海頗受歡迎,1887年停鑄。留在中國的被熔化(因含銀較多),19世紀結(jié)束前已絕跡(第144頁)。
西貢銀元,1885年法國人在安南開鑄銀元,因重于鷹洋(420英厘,90%成色),被熔解或藏匿。1895年鑄新幣,減重至416.66英厘。流入我國兩廣和云南,人稱法光,可能達上千萬元(第146頁)。
香港銀元。1866年英國在香港發(fā)行一種銀幣,因含銀量低于鷹洋不受歡迎,兩年后停鑄。1895年又在印度的造幣廠仿鷹洋開鑄新幣,獲得成功,流入我國的不少于8000萬元,人稱站人或杖洋。除在兩廣、福建有行使外,更在華北的直隸、河南、甘肅、山西、山東、陜西、綏遠等省廣泛流通(第880頁)。
雖然受到其他外國銀元和中國自鑄銀元的挑戰(zhàn),直到清末鷹洋仍是流行最廣的銀元。其勢力范圍以江浙為主,上海是大本營,并擴及兩廣、福建、臺灣、安徽、江西,內(nèi)地通商口岸也多有蹤跡,輸入總量在3億元以上(第880頁)。
除外國大銀元,廣東、福建等地還有外國銀輔幣流通,"一角、二角者數(shù)種,便于零用,民尤賴之"。據(jù)說光緒前期,"沿海各市面,凡貿(mào)易至百十文以上,從無用現(xiàn)錢者,皆以一角二角之洋錢代之"(第633-634頁),其種類復雜,數(shù)量很難估計。有人認為,合大銀元能達到1.8億元,顯然太多(第73頁)。
此外,光緒年間印度的盧比銀幣(重庫平三錢二分)滲入西藏,"流行藏衛(wèi),漸及各臺"。后來"竟侵灌至關(guān)內(nèi)打箭爐并滇省邊境,價值任意居奇",數(shù)量則不詳(第840-843頁)。
2.外國紙幣,包括外國銀行在清朝境內(nèi)發(fā)行的和外國銀行或外國政府在境外發(fā)行而流入的。有的用中國貨幣單位,有的用外國貨幣單位,信用有好有壞,流通范圍有大有小。
英鈔行用地域最廣。一是匯豐、麥加利銀行發(fā)行的港幣(俗稱港紙),70年代流入內(nèi)地,漸在兩廣、福建蔓延,一度對銀元竟有升水。二是其內(nèi)地分行發(fā)行的銀元券、銀兩券。匯豐紙幣在所有外鈔中流通最廣、"信用最佳",除上海等通商口岸外,還滲透到許多內(nèi)地的省會城市。麥加利的只能在上海附近行使。1910年,英鈔在內(nèi)地流通的折合銀元可能達1500萬(匯豐的超過1000萬)(第70-74頁)。
日鈔主要是橫濱正金銀行的日本銀元票、金元票(俗稱老頭票)。始于1902年,日俄戰(zhàn)爭期間日軍在東北發(fā)行了巨額軍用票,戰(zhàn)后允許用正金鈔票收回,遂得以在東北南部確立地位,并在吉林與盧布爭奪,至1911年共發(fā)行約800萬日圓(折合中幣數(shù)量相當)。清末,日殖民者所設(shè)臺灣銀行的銀元紙幣(1899-1904)、金元紙幣(1904-),朝鮮銀行的金元紙幣(1909-)有流入,數(shù)量尚不多(第80、81頁)。
俄鈔數(shù)量最多,范圍在東北和新疆。1895年成立的華俄道勝銀行發(fā)行銀兩、銀元和銅錢票,清末主要流通在東北,估計僅二、三百萬元(第128頁)。帝俄盧布(羌帖、俄帖)則流入甚巨,光緒初年已滲入東北,"(中俄)邊界數(shù)百里,俄帖充溢,不下數(shù)百萬"(第1033頁)。八國聯(lián)軍時沙俄入侵,盧布勢力遍及東北各地。經(jīng)1902年俄軍撤退和1904-1905年日俄戰(zhàn)爭,盧布信用削弱,被兌現(xiàn)的數(shù)以億計,地盤大為縮。ǖ888頁)。黑龍江"俄國羌帖通行,幾至反客為主",吉林則是盧布與日鈔相爭奪(第997、1002頁)。在新疆北部,同治變亂時盧布趁虛而入,日甚一日,伊犁一帶"若忘其為中國地面"(第1003頁)。清末的盧布流通額折合銀元至少有五六千萬,"但說成一倍也沒有什么不可以"(第888頁)。
法鈔是東方匯理銀行在安南發(fā)行的紙幣。修筑滇越鐵路時流入,人稱法紙。主要行使在云南和廣西,數(shù)量合銀元超過千萬元(第126頁)。
其他在中國流通的外鈔有:德華銀行銀兩、銀元票(1890-),主要用在山東,近200萬元(第99頁)。美國花旗銀行銀元票(1907-),清末限于上海、天津一帶,數(shù)十萬元(第162頁)。華比銀行銀元票(1910-)只在上海流通,數(shù)量很少(第168頁)。
3.銅幣。日本、越南銅錢的流通又有擴張。清末,光中、景興等錢至少流通于閩、廣、臺灣、山東濟南等地、北京附近鄉(xiāng)村和四川重慶。在閩廣一帶勢力接近清錢,在臺灣和濟南也占銅錢的百分之十幾。日本寬永錢在江、浙、閩、臺、江西甚至重慶的許多地方行使著,但數(shù)量不多(第884頁)。舊式銅錢外,英屬香港所鑄銅輔幣(銅仙)也有一些流入廣東,日常貿(mào)易中"商民間亦搭用"(第872頁)。
以上大略概述了外幣在中國流通的格局,總的趨勢是從南向北、從沿海沿邊到內(nèi)地、從城市到鄉(xiāng)村蔓延,與各式各樣的中國貨幣交錯流通。它們的流通數(shù)額綜合各家觀點得出?傆嬈饋,清末外幣在華流通額巨大,銀元要超過5億元,外鈔折合銀元超過1億元,與彭信威先生的估計相近。因沒有可靠的調(diào)查或統(tǒng)計可作依據(jù),這只能是(偏于保守的)估計,實際數(shù)字也許高出很多。(美)郝延平的估計竟達11.9億元。清朝末年,外幣占全部貨幣供應的比例十分可觀,彭信威先生估計有30%(第888、889頁),郝延平則估計有47.8%(第7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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