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法律史教學的迫切

　　法學名家賀xx教授在論及司法考試時曾說過:“司法考試不考的課程，除非教師特別有魅力，否則課堂上就是門可羅雀了，上課對學生和教師來說都是一種折磨。”川這句話的背景涉及法律史該不該人選司考科目的討論，卻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司考指揮棒對于法學教育和學生取向的影響。如今法律史學科已納人司考大典，中國法制史也被超拔為法學十四門核心課程之一�？梢哉f，在學科的規(guī)劃上，教育和司考主管部分已經表現出理性和前瞻性的思考，因為教育并非市場經濟，功利性取向必然有損學生價值觀和基本素質的培養(yǎng)。但是，作為教育主體的教師和學生來說，其間的曲折和尷尬依然沒有令人滿意的改變。如果作大膽預測:教育和司考主管部門的政策改變了法制史的必修或必考地位，從事法律史學的教研定會雪上加霜。

　　作為法律史學困境的又一爭議熱點是北大教授賀xx停招法律史學碩士事件。在兩軍對壘的緊張情勢中，有部分學者在評論中認為，法史學是一門冷門，甚至是其它熱門專業(yè)的候補專業(yè)�？梢赃@樣說，賀xx先生的壯舉客觀上反映了法律史學發(fā)展的困境。

　　在被視為熱門的法學學科中，為學科的生存與發(fā)展開展專門講論會，其中令人矚目的恐怕就是法律史了。

　　在由中國政法大學主辦的法律史學科發(fā)展國際研討會上，張晉藩先生曾不無優(yōu)慮和滿懷期望地說:“法制史發(fā)展到今天，下一步怎么走，確實需要很好地總結。我們已經走過的道路，總結經驗得失，要自強不息地創(chuàng)造新的途徑。n[3]青年學者張生也在發(fā)言中真誠地指出:“如果發(fā)展得不好，那么20 年后法律史可能淪為考據學的三級學科。學者的優(yōu)慮正是對當前現狀恰如其分地審慎思考。

　　法律史學需要怎樣的教材 高等學校教育要求教師教學和研究的專業(yè)化，教師本身必須具備本學科廣博豐富的知識，教材似乎不應成為影響教育質量的阻礙因素。但在目前法學高等教育不斷成熟的過程中，統(tǒng)一教學大綱和教材的要求還是必要的。因為教學是教與學的雙向過程，適合專業(yè)特點和時代特點的教材通常更能引起學生探索的興趣。在法制史教材的改革研究中，學界多有探討，這種現象也反映了目前現狀的普遍性和迫切性。細審諸多相關討論，其中有激進，也有理性。但不可否認，他們對法制史學科的關懷與焦慮是一致的，其中對教材內容枯燥與陳舊的批評更是引起從事法制史教學學者共鳴的焦點本科階段法學學科開設的法律史專業(yè)課程有四門，即中國法制史、中國法律思想史、外國法制史、西方法律思想史。其中與現代法原理較為靠近的是外國法律史，雖然同為庶出，但作為部門法的遠親，在多數學生的眼里似乎比中國法律史的“法學”屬性濃厚一點，處境較之本土的似乎相對優(yōu)越。然而，庶出自不能與嫡出相提并論，其地位之飄搖冷落也不可忽視�？瘫∫稽c說，兩者只有難兄難弟之別。

　　客觀而言，法學本科生期望的更多走向是法律的應用，法律本科階段要不要講授四門法律史學的學科是可以斟酌的。

　　作為個案，如學生對法律史學感興趣，課外時間的自學當可滿足;就普遍性而言，法律史的教學不必四門學科齊頭并進，因為在部門法學不斷細化的教育趨向里，學生承擔的課程考核壓力并不輕松。而且，還有一些非法學課程的學習也需要投人一定的精力。鑒于此種現狀，對于法律史學科進行整合也許是更為有效的方法。筆者認為，在大多數法律院系，只需開設兩門法史課程，即分別整合中國和外國法制史和思想史，形成中國法律史和外國法律史兩類學科。

　　就筆者看來，中國法制史和中國法律思想史由于中國政治制度的一貫傳統(tǒng)所然，其間內涵的變化并不大，諸多朝代的制度和思想只是層層相因的沿襲。即有細微的差別，也只是學術研究應該討論的課題，在教學中只須點到即止甚或可以忽略，因此在內容上有很大刪繁就簡的余地。張晉藩先生曾說過，中國法制史也要見人、見思想[(7)。這種倡議實際上就是對法律史學進行整合的嘗試性和前瞻性思考。在中國法律史學科中，可以打破當今斷代相因的編排體例而代之以時段，以法律制度發(fā)展大致類同的時代為綱，以法制和法律思想內容為目，突出中國法律發(fā)展的典型特征。至于外國法律史科目，由于外國法制史系以國別體為主要編排體例，西方法律思想史以法律思想的歷史發(fā)展為綱，兩者的融合，尚有不可克服的困難。筆者的粗淺建議是，以西方法律思想史發(fā)展的時段為背景，討論典型國家的法律史，如愛爾蘭J ·M，凱利( 西方法律思想簡史》的體例即很有獨到的參考價值。在此過程中當然要刪減不少的內容，但筆者認為，很多內容并非一定要編排到本科教材中，而且本科教育并不意味著教材的巨細無遺。當然，筆者的思考只是應對當前現狀的嘗試，欲使法律史學科中的制度和思想進行融合非為易事，這需要法律史學者群策群力地思考和實踐。

　　在中國法制史和思想史的教學中，學生還普遍反映教材中引用的古漢語詞句晦澀難懂，枯燥無味，閱之不暢。筆者認為，作為學術研究，引證原文必不可少。但也應該顧及法學學生的學術背景，盡量使教材的語言通俗化。可以嘗試的是，除通俗易懂和必不可少的詞句外，在教材正文中直接運用現代漢語的通用句式，把引文放在注釋中加以引證。

　　還須注意的是，某些教材中學術化語言過于沉重，這也是學生讀之乏味的重要原因。

　　此外，作為法學的法律史教材，應該重視其中的法學屬性。雖然我們不能牽強附會地按現代部門法概念對古代法進行分類，但適度的表述以形成古今的對比和溝通是必不可少的。否則，我們的教材無論如何也不能比正史中的“刑法志”更為得體。

　　教學方法的新思路法學并非是單純的法律適用之術，它與社會的諸多制度息息相關。法律也并非即意味著邏輯之間的推演與和合，法律實務者如果對社會及其傳統(tǒng)沒有深刻的體悟，很難說可以成為一名在實踐中得心應手的法律家。因為，“研讀法律的學生如果對本國的歷史相當陌生，那么他就不可能理解該國法律制度的演變過程，也不可能理解該國法律制度對其周遭的歷史條件的依賴關系。n(6]立足于這個觀點來看，法律史學作為探索法律發(fā)展過程與規(guī)律的專門史學，其與法律應用的相關性就更加密切。理論上如此，然而如何應對當前教育框架下的法律史學困境呢? 這不是一紙的教材改革所能奏效的，作為教學者，他所能采取的辦法不外進行教與學這一雙重主體的制度設計和實踐。

　　目前的中國，法學被視為一門顯學，法學院系在法治的號角下也如雨后春筍般涌現。但我們不應無視這樣的現實，即教育主體雙方的良芳不齊。鑒于當前的現狀，我們的教育是否一定意味著教學大綱的大一統(tǒng)? 如果承認這種差別，我們必須意識到，以科研取向為主和以就業(yè)為取向的法律院系兩者之間學術傳統(tǒng)與價值觀是不能等量齊觀的。因此，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必須意識到其中不同的定位，應針對不同的對象而因材施教。對于追隨國內一流法學院不斷進行發(fā)展的院系，在教學過程中應該適度注重知識的現實應用性，在法律史教學中，著重講授傳統(tǒng)法律中最基本的內容，讓學生掌握其中根本的特點，以更好地理解現代法的原理和為現代部門法的觀照。至于科研取向濃厚的法律院系，則可以適度細化。

　　在法律史學的教學過程中，注重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的多重運用能在很大程度上激發(fā)學生的興趣。例如多媒體的使用，可以使學生更直觀地領略古代法制與社會的生動內容，引起學生穿越時空的思維共鳴，從而收到良好的效果;又如在教學中適當穿插古代的司法案例，展現古代司法活動的動作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枯燥的說教等等。

　　方法與手段的更新，教學中可以見仁見智。筆者通過近年的教學與反思認為，在教學過程中，注重比較方法的教學，可以使法律史學的教學更加活化。其中較為有效的是進行如下兩個方面的對比其一為古今對比。法律史學研究的重點是古代法律的發(fā)展、古代法的概念、法律體系、訴訟制度、刑罰制度等等諸 多內容與現代法有著不可抹殺的區(qū)別。意識到這種區(qū)別即是一種比較，通過經常性地古今對比，學生對于法律的理解必定會更加深刻，這對于法律史與部門法的教學可謂一場雙贏，何樂而不為呢? 有學者認為，法律史的教學和科研過程中，以今臆古地附會是為大忌，很多概念古代并不存在，例如行政法、經濟法等。但筆者認為，正是著眼于這種比較，探索其間不同的原因，才可能有更深刻的理解。如果說古代沒有的概念就不能進行適度的類比，那在教學中沒有比運用文言文講授更合適的了。在古代概念的解說中，適度的延伸實際上可以更精確地把握其中的內涵。諸如古代“孝”的觀念，實際上它在很大程度上發(fā)揮著財產法和繼承法的社會調整功能，教師如果能夠結合現代的相關法律部門進行闡釋，其中的回味自非一般。

　　其二為中外對比。中國古代法與外國古代法( 主要指西方)相較，其中異大于同。但這并不意味著沒有可比性，實際上正是在相同歷史階段上發(fā)展的異途才有值得珍視的價值。比較和探索兩者之所有不同的緣由，厘清其間不同的內容，這對于加深對中國傳統(tǒng)法律的特點及其向現代法律轉型的認識有著不言而喻的優(yōu)勢。德國法學家伯恩哈德·格羅斯菲爾德曾說過:“在我看來，比較法的最大價值在于它能使我們深人地洞察法律現象的本身。雖然此比較法非筆者所持意義上的比較法，但道理正在其中。

　　當然，進行深人而融通的比較，需要廣博的知識和費時的備課工作，這需要法律史教學工作者更多的精力和智識。

　　結論綜上所述，面前當前法律史學教學的困境，教材建設和教法更新是其中不可忽視的迫切內容。然而，其中對于教育主體來說更根本的問題，是要求教師和學生具備良好的態(tài)度和素養(yǎng)，作為傳道者的教師，更是當仁不讓，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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